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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近日,在77劇場一場即興的電音表演中,許知遠耗時五年完成的《青年變革者:梁啟超(1873—1898)》新書發布會開啟了。當許知遠手捧著自己的書開始朗讀其中篇章的時候,現場觀眾馬上進入到19世紀的時代情境中。7位來自新會、廣州、北京、上海、長沙、天津的讀者也在許知遠之后,用方言朗讀的方式開啟了梁啟超走過的城市畫卷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馬勇,資深媒體人李翔,《三聯生活周刊》常務副主編李菁也到現場助陣,與許知遠展開了一場以“歷史和未來一樣嶄新”為主題的對話。
  為什么是梁啟超,為什么是一部規模如此巨大的傳記類著作?
  這部《青年變革者:梁啟超(1873—1898)》,是許知遠“梁啟超三部曲”的第一部。述及梁啟超求學、進京趕考、師從康有為、結集同道、上書清帝、辦刊《時務報》,及至戊戌政變前夜,是記敘1873年至1898年作為青年變革者的梁啟超。
  許知遠說,選擇梁啟超,跟他本人從事新聞業有關,在這個行業里,梁啟超是最重要的一個人,他等于現代新聞業的開創者。許知遠曾擔任《經濟觀察報》的主筆,而梁啟超也曾是《時務報》的主筆,這樣就有了親切感。
  而大眾眼中的梁啟超,大多是從教科書中了解到的宏大印象,難以深入到他生活和思考的細節。出于一種對“人”的興趣,許知遠對個人傳記有一種迷戀。在這本書中,他試圖去探索梁啟超性格的形成,所以去描摹他周圍朋友的群像和他們生活的環境,“對外界的變化,他做出怎樣的變化,他內心的困惑和焦灼,我對這些有強烈的興趣。”
  梁啟超是一個極富生命力的人,他在不停地更新他的興趣點和他做的事,他介入思想生活、學術生活、政治生活,他創辦若干機構。他經歷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,中國經歷了極為深遠的變化,他幾乎參與了所有的政治、思想和學術領域的大事件,他的傳記可以達到的規模,也滿足了許知遠對規模的一種“追求”。
  文言引文+上千條注釋:如何保留閱讀的流暢性?
  作為資深媒體人和已經出版過二十多本著作的作家,許知遠已經習慣了那種酣暢淋漓的表達。但在《青年變革者:梁啟超(1873—1898)》中,許知遠卻一反常態,大段地引用文言史料,全書注釋竟達上千條。他相信這樣可以保證文字和書的一種質感,可以將讀者帶入當時的歷史情境。2013年,當許知遠在紐約城市之光書店和梁啟超的目光對視的時候,他正厭倦了新聞業的碎片和短暫,在尋找一種深沉與遼闊的表達,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沒法像20歲年少輕狂了。”他希望能從學術的角度去寫作,他需要證明自己是可以做到的。
  當主持人李菁提出,大量的注釋是否會讓這本書失去可讀性時,許知遠說,閱讀的流暢性和史料的解讀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。馬勇接過話茬說,大量的引文和注釋確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閱讀的流暢性,但從開場的朗誦環節看,還是很有氣韻,讀起來非常通暢的。許知遠承接梁啟超“筆端常帶感情”的寫法,他筆下的梁啟超,有感情,有自己的特色。他的寫法不同于一般的歷史研究者,可讀性更高。
  對人的關注和全景式表達:創建一種新的傳記寫作傳統?
  在馬勇看來,許知遠的梁啟超傳,可以是傳記寫作的一種示范。在非歷史專業的寫作當中,歷史學會綻放出不同。因為歷史本來就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,是需要多角度的。許知遠有獨特的經歷,而有這種經歷和沒有這種經歷,對于這種傳記的書寫,一定會有很大的不同。比如,許知遠花了很多筆墨在人際關系上,寫梁啟超的家庭關系,跟朋友之間的關系等等。他寫到譚鑫培,寫到翁同騄,寫到黃遵憲,從這里面可以看到時代背景下這些人不同的情緒,它像一個戲劇,人物在舞臺的中央或者邊緣,有時候你出局了,有時候你又重新回來了。這一點跟以往的梁啟超傳記相比,都很不一樣,會給人不一樣的啟發。
  馬勇說的這種不同的視角,是許知遠“創建一種新的寫作傳統”中非常重要的一環,是許知遠全景式表達的重要體現。除了努力把書還原成人的故事———許知遠認為,在很多歷史寫作中,人是消失的———他還努力做代際的故事:那個代際和下一個代際中國都發生了很多的變化;他還寫一個考生去琉璃廠,去哪里買東西,去哪里吃飯,城市的面貌是怎樣的,東方和西方的區別在哪里,等等。
    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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